这种执两用中之说，即是中庸之道，即不偏于一（绝对、整体）或多（相对、万殊）而系时中准则之哲理。

等级制度如果是基于一种等级人格所做出的安排，那么它就显得天经地义。通过一些认识论范畴的打理之后，便有了为人所熟知的天官簿类，心有征知一类的哲学命题出现。

[①]儒家正是于尊卑、贵贱之间易生隔阂这份心都用上了，才有和为贵之真精神提得出来。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就责任或义务对提于权利而言，仍然不与古人语境中的道德担当相应。现实的等级制度可以呈现出人的尊卑、贵贱之序，兴许还能保持一份对高贵的向往。大概正是由于这种纯粹的建构过于清澈、明晰，才使得它不能不表达为一种谎言。

可以说，分工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可谓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现代人非常清楚，基于平等理念的权责划分，不利于个体道德自觉性的提升，尤如程序正义可能会损害到实质正义一样。虽旨趣小异，但二文对以体用关系来处理中西（或中外）文化之关系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

他说：国人之于科学只是浮慕，只是虚伪宣传，而科学根本精神，中国毕竟无从盗得。[52]《乾坤衍》，《全集》第七卷第517页。中国人对自己的古代学术已经几乎彻底丧失了自我理解和自我解释的能力了。新，表达了现代新儒学有别于古代（传统）儒学，并具有时间在后的含义（不过这无关紧要）。

但是，一种文化的体怎么能与另一种文化的用相互融合呢？无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体用都是分裂的。谓二子为唯物论，诚非无据之妄判……揆之西洋唯物论，终不似也……船山之唯气论，实涵有泛神论之意义者也。

由此导致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91]技术在儒学的基本观念中属于正德利用厚生的利用和厚生的问题，即：技术回答的是如何利用和如何厚生的问题。同时，并非主体选择的方式都能实现其精神所蕴涵的价值目标，因此才可能发生善意恶果、恶意善果、无意有果、有意无果等价值目标（预期）和实际结果不一致的情况。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熊十力 。

[7]有多少现代性，是否处于萌芽状态，这些差异在本文的讨论中并不重要。而西方则努力把玄妙之终极表达出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西方学术发达，吾国学术不发达。格字的着重号系引者所加。理解体用关系常常容易陷入今人所讲的实体论。

[96] 吸收西学以自广不是自欺欺人地以以西解中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历史中早已经有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从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97]而是我海他川地对西方文化等异文化进行审视、择善而接纳，丰富母文化——这就是和而不同。因为说本质是道在根本上并不能丰富、扩展母文化。

这样，新就成为一个没有独立含义的赘词。[97]如果说中国哲学的早期建构者是为了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而被迫采取以西解中的方法捍卫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因此情有可原，那么，今天的学者和学术延续这条歧途，则是自欺欺人的义和团行为。

虽上古《易》家早启首坤唯物之绪，而自春秋时代，此派学说似已无大影响。我们知道就西方哲学的主要思维而言，二元对立是其核心。如果某甲认真地向某乙学习认真精神，那么在他认真之际，他已经具有了认真精神了。如此讲宇宙论，似乎很玄。[22]气并非无灵之纯粹的物质，而是有灵之物，实即心物一体，是故中国历史上向来无唯心唯物之争。而西方没有儒学，却有科学，就意味着科学的根据不可能是儒学。

何谓母文化和异文化？如何区分？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52] 乾元、坤元，唯是一元，不可误作二元。

另外，因为本人对与此文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了许多思考，故此文对本人旧作引用较多。[2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63] 惠子精物理，其说小一，其说小一，必有创获……近人称印度有极微论，为晚世元子、电子说之权舆。1949年以后，由于马列主义（这里是指受了苏联的巨大修正的马列主义）取得了惟我独尊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在政治的强力支持下，学术研究被要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也就是作为方法来理解、解释儒学和传统文化。

[33]因此，在本体上讲体用是把握熊学体用论的根本，再从这一根本出发，以之解释世界。《中庸》曰：‘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而汉学之帜，则且托科学方法以益固），并如西洋考古家，考察灭亡蕃族之遗物那样对待古代经籍，藉西学以自文，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取消问题是根本不承认体用概念和相应的思路，而和而不同思路仍然承认体用概念，并有效地处理了体用关系。

[60]科学方法就是本文所说的科学方式。该书多处谈到变相西化。

这就引出了更根本的问题：如果母文化要引进异文化，如何处理母文化与异文化的关系？是否必须以母文化为基础同化异文化？通常的观念是，吸纳异文化需要把异文化本土化，或者说同化异文化，但这是有问题的。因为，第一，这无异于承认了吾国吾民处于人类发展的低级阶段——因为吾国在与西方的斗争中总是失败。

技术的目的是利用厚生。[24]《与郭沫若》，《全集》第八卷第698页。

在今天，丰富中国文化的不是尚未正名的中国哲学，而是西方哲学。[47]《体用论》，《全集》第七卷第97页。牟宗三用康德哲学解释天道说：天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义。翕是摄聚成物的能力，辟是与翕同时而起的另一种势用，刚健自胜，不肯物化，却能化物。

中国化就是要解决二者之间的分离状态。[17]一些时人又以张载、王夫之为唯物论，熊十力说：横渠立气为一元，船山所宗，实在乎是。

[57]《乾坤衍》，《全集》第七卷第508页。熊十力或许可以说科学精神之于中国早在《周易》时代就有了，至于以后是否丧失则是另一回事。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时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对于翕辟，应该如此说：有了翕就有了辟，翕辟之间是当下而起的。